杂交水稻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当提到杂交水稻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刚去世不久的袁隆平院士。他为填饱国人肚子，在水汪汪、绿油油、金灿灿的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奔忙一生，奉献一生，将杂交水稻发展到新的高度，深受百姓爱戴，乃人之常情。
沿着水稻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也想起另一位水稻巨人——袁隆平的前辈、中国稻作学奠基人、杂交水稻先驱丁颖。他培育的高产稳产优质种子“中山1号”及其衍生品种，香飘祖国大江南北60年，推广面积达1.24亿亩，不知道填饱了我们先辈多少人饥肠辘辘的肚子。或许是时间淡化了过去，现在人们端起饭碗时，却对其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丁颖为何人。在这里，我无意纠缠杂交水稻的发明孰先孰后，贡献孰大孰小，毕竟时代和环境不同，但他不应该被岁月遗忘，也理应得到鲜花和掌声。若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大名享誉中外，不但是中科院院士（广东第一人），还是曾受聘于前苏联等多国院士，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农民兄弟尊称为“谷种佬”。或许正是他的先行先试和形成的稻作学理论，才成就了今日杂交水稻的辉煌。可以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是一代代农科人千淘万漉的心血结晶，功勋章里也有他们不可磨灭的功劳。
公元年，一户贫寒农家，一个幼小生命，在粤西莽莽崇山峻岭的高州呱呱坠地，这就是丁颖，古老的鉴水给他注入了无穷的灵气和勇气。
丁颖七岁那年，父亲意识到唯有读书才是穷人的出路，便勒紧裤带举债送子上学。作为家里第一个读书人，丁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头悬梁，锥刺股”，苦学不止。天资聪明，加之学习刻苦，志存高远，他不负重托，从私塾考上广东久负盛名的学府、当地县城的“洋学堂”、至今仍是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高州中学。在校期间，他常因没米开饭而深感粮食的重要和乡亲们的艰难，立志“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忍饥挨饿，在知识的海洋里矢志求索。
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向左走是一种命运，向右走又是另一种命运。中学毕业时，心怀梦想的丁颖选择与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发出“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我决意报考农科”的宣言，引来同学的不解和规劝。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从泥土中出来的人，谁又愿意再回到泥土中去。当他执意考取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时，却得到时任高州中学校长力挺，临别给他赠送每届毕业生只送出一支的派克笔，从此开启他一辈子与农田打交道的圆梦之旅。但每当他抚摸着漆黑透亮的派克笔时，认为毛笔书写已落后，便产生出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念头。当时，日本先进的农业科技走在世界前列。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这对一个贫民子弟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更是多么了不起。从年到年12年间，他三度远涉重洋，辗转日本三所高校，中途还因时局震荡、家境拮据等不得已原因，曾两度辍学返乡任教，最终以过人的意志和毅力完成学业，大器晚成，并在36岁那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当丁颖又一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他不改初心，学成归国，以瘦削的身驱，深扎于中华民族世代耕作的田地里，守望着稻穗的花开花落。从此，一边教书育人，一边马不停蹄开展育种研究，为科技兴农殚精竭虑，贡献了毕生精力，迎来硕果累累的金色稻浪，翻开了我国水稻种植的新一页。
年3月，时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教授的丁颖，在离家乡不远的茂名公馆，用自己的微薄积蓄和东拼西凑的元，租下60亩干旱贫瘠的“望天田”，建起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他要在这片“望天田”上，培育、寻找适合当地土壤气候条件的水稻良种，让父老乡亲尽快填饱肚子。尔后，他又采取“卖青苗”预售良种等办法，解决科研经费不足，先后在广东增设广州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东莞虎门、梅县东江、曲江北江等试验分场，大面积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水稻栽培技术，大大促进华南地区粮食生产的增产增收。如今，广州繁华的农林路，也是丁颖当年的试验田，曾留下他与追随者无数赤脚下田的印记。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真正使丁颖育种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是在年。这一年，他利用年在广州郊区犀牛路末端一个水塘里发现的野生水稻“犀牛尾”，进行多年自然杂交试验后，终于成功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水稻著名新品种——“中山1号”。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采用野生稻种与栽培稻自然杂交育种的成功尝试。每一粒种子，都闪烁着丁颖不畏失败、勇于探索的汗珠。“中山1号”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培育杂交水稻的信心和决心，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岁”。年，他再接再厉，再攀高峰，选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千粒穗”品系，轰动了东亚稻作学界。于是，他从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出发，从中选育出60多个优良品种在生产上广泛推广应用，对提高我国水稻产量和品质发挥了极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学界权威。
一天，已是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丁颖，在粤北山区田间考察时，突然闯出土匪拦路，要他留下随身带的公文包。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敌过凶悍土匪？于是，丁颖恳求取出资料，把包留给他们。但土匪一边挥舞刀子一边说：“你当我傻瓜，东西取出，这个包还值屁钱。要命快滚……”无奈，丁颖只得放下公文包离去。怎料丁颖遇劫消息传开后，当地民众纷纷声讨：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抢劫“谷种佬”，就不怕上天报应。当土匪获悉抢劫的是为民众造福的“谷种佬”时，便心生后悔，把公文包奉还丁颖，还附上一封道歉信。可见，丁颖当时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要知道，他育出的每一粒种子，都连着群众的肚皮。
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饱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新中国成立后，年逾花甲的丁颖如鱼得水，迎来人生的第二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不但当选全国科协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还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支持稻作试验场恢复生机。而这一切，对曾饱受动荡困扰而一度无法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他，是莫大鼓舞。他夜以继日，卷起裤脚，奔走田头，收集到多份稻种。苍茫原野，陌陌田间，留下他前行的足迹；五谷丰登，金稻飘香，挥洒着他辛勤的汗水。
年，国家组建中国农业科学院。德高望重的丁颖，以年近七十岁高龄，在亿万双眼睛的期盼中，赴京出任首任院长。更广阔的天地，让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大的作为。他一边赶往全国水稻产区推广种植优质稻，一边潜心稻作理论研究，着意为后人研究水稻育种、栽培技术提供科学方法和工作指引。他按照生态学的观点，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农家品种系统选育以及栽培技术等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阐明了中国栽培稻种及各类型间的关系，为稻种分类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为中国稻作区域划分提供科学依据。他一生撰写了多篇水稻研究论文，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等著作，其研究成果成为栽培稻种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被学界称之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回国21年来，我的研究追随丁颖、卢永根两位院士，不搞花架子，踏踏实实，实事求是。”年，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耀光在当选中科院院士后接受媒体采访，坦露心声。而卢永根则是丁颖的得意门生。“一门三院土”，都是不同时期的稻作学领军人物之一，更是“修德、博学、求实、创新”的丁颖精神的薪火相传和结出的桃李芬芳。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粒粒看似不起眼的稻谷，却承载着民族的福祉与未来，它背后浸透的是一代代科研人员的血汗。年，“对工作要求甚高，对生活要求甚低”的丁颖，身体出现异常情况，仍带病坚持工作，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后，又接着前往山东等地指导水稻栽培，以致病情急剧恶化，不久便撒手人寰，以76年人生创造出无数的荣耀与辉煌，为后人树起一座科技兴农、孜孜以求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