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情》文摘
“周公解梦”中说：人人都做梦，梦与生俱来，随之而去，伴随人的一生。做梦不分贵贱，不分尊卑，不分男女，既司空见惯，又神秘莫测，既虚无缥缈，又真实可见。梦，其实是窥探一个人内心的一面镜子，一种虚幻却真实的人生体验，一把打开通往自我整合的大门钥匙。纵观我的前半生，我着着实实的做了几次“梦”。
我的噩梦
我的家乡在广东高州。
高州，位于粤西南部，靠近南海，自古以来就是粤西重镇。高州风景秀丽：一弯鉴水绕城而过，滔滔向东入南海；两岸茂林修竹，郁郁葱葱；城内三塔对峙，成鼎立之势；乡村间种植着大量的果树，四季飘荡着荔枝龙眼香蕉菠萝的甜蜜清香。高州民风淳朴，文风蕴藉，人杰地灵，繁荣昌盛，时人有副对子说得好，“南桥头二渡如梭，横织波中锦绣；西岸尾一塔似笔，倒写天上文章。”
按理说，有这么优美的人文环境，人们又从事着甜蜜的事业，肯定会做着甜蜜的美梦。而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却因为父亲的一桩“莫须有”寃案，做着噩梦连连。
我家三代都是以教书为生。我爷爷参加创建粤西最著名的中学——高州中学（民国时称广东省立第九中学），这是一间很出名的中学，学生遍布全国，很多人成为国家的栋梁（国民*方面有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高级将领梁华盛、邓龙光；共产*方面有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林励儒、前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中共*史研究专家、研究员廖盖隆，国务院前副秘书长、深圳市前市长、前市委书记李灏，广州市前副市长、副书记杨毅，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核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杨泽森等都是广大校友和社会人士熟悉景仰的人物；还有居住海外的校友，如美国加洲大学电机系教授张芝琛、北美飞机公司技术人员林武、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前校长陈治世、香港珠海书院院长梁永燊等，都是闻名遐迩的高级人才等）。我父亲在高州德明中学（后改名高州一中）任教，母亲是小学校长。临解放前一个月，听说学校要老师集体填一份表，我父亲跟所有老师一样，糊里糊涂地就填了。谁知这是一份集体参加“三青团”的表格，年“反右”运动中被清理出来，父亲因此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送劳教三年，母亲的小学校长职务也被罢免。从此，我全家就开始过上了另类的生活。母亲脱下高跟鞋，换上草鞋，自己搞了一架独轮车，每天来回走四十多公里，到石鼓煤矿推煤，换两、三斤米养活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哥在父亲出事的那年考上北京大学，由于家庭的问题不能入学；我在家排行老四，年尚幼，直到年考上初中，家里连两块多钱的学费也拿不出，只能辍学到处流浪，十四岁的年纪，我做过泥水小工，上山开过石，糊过火柴盒……这年，本县有个农场招工，是养牛、种茶的，月工资仅10元，就是这样一个低贱的工作，我也是求爷爷告奶奶、软磨硬泡才被勉强录取，成了一名农场准知青。
还不到十五岁，我就跟大人一样，上山开荒种茶，每天要挑30担水浇新种的茶苗。那时我还未完全发育，人很矮小，队长特别装了一担短耳的粪桶给我专用，否则我根本挑不了水上山。农场养着几十头奶牛，生产的鲜牛奶专供城里人享用，我每天开荒种牧草、养牛、挤奶，每月十块钱的工资，能闻到牛奶味已是奢侈了，那敢奢望能喝上一杯自产的牛奶？好在那时的物价低，除了6～7元的伙食费外，尚余三几元，隔三几个月偶尔可打下牙祭。那时候虽然劳力辛苦，但能有份工做、有个吃饭的地方也就甘之如饴了。
“文革”前，父亲劳教结束，失业开始，在家里替人画画、写字、写招牌等，挣点微薄收入帮补家用。“文革”开始后，父亲又被揪出，没日没夜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我在农场亦受到歧视，心情十分压抑，对前途一片渺茫。我愤然离开了农场，汇入了“全国大串联”的洪流中。我是个假“红卫兵”，因为任何“造反派”组织都不会收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女。那时我全国到处乱窜，完全是为了避开糟透了的家庭境况和惨不忍睹的父亲被批斗的屈辱场面。我成了这个世界的另类！哪里热闹就往哪里串，哪个接待站的饭好吃，就在哪里赖着吃，吃饱后到处游荡。有次在武汉，听到其他人说越南在打仗，中国的“中成药”非常值钱，而且越南也接待“红卫兵”。于是我暗想，是否搞些“中成药”贩到越南，有钱了设法从越南逃到泰国，再从泰国逃到香港。至于行得通行不通，我也管不了太多，那时的想法就是见步行步，先离开这个伤心地再说。我把带在身上那些稀缺好看的毛主席纪念章等什么的换了点钱（其实换不到多少钱），搞了点“中成药”，然后直奔广西凭祥过到越南河内，当时越南确有不少中国“红卫兵”在游荡，越南也煮饭给我们吃，后来，来的“红卫兵”太多了，越方无法接待，结果我们全部被送回了广西凭祥。
随着时空的推移，加上多年走南闯北到处流浪的见闻，在大哥的引导下，我也读了几本书，渐渐明白了我家所遭遇到的磨难，完全是当时极左思潮的流*和影响，我真希望这是一场噩梦。在人生历程中，源于潜意识的梦占了绝大部分的数量，当恶梦产生，不管是否愿意，我们都得面对，面对各种恶梦产生的反应其实正印证了我们面对问题的角度。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到过关于“梦貘”的说法，据说貘是一种能吞噬恶梦的神兽，具有辟邪功能。那么，谁是我的“梦貘”？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把它作为座右铭，时时来安慰自己，激励自己。我不信命运会对我永远不公！
但噩梦醒来不一定就是清晨。
我的知青梦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铺开，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首当其冲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我分配到离城几十里远的南塘公社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我的知青生涯从此被“转正”。
我插队的这个小山村叫车垌村，一个被丘陵怀抱的百多户人家的小村。那里没有电，没有井水，平时大家都是挑小河里的水吃用。山里的小河布满蚂蝗，在小河里洗澡、洗脚都要十分小心，一不留神身上、脚上就会被蚂蝗粘上，这些家伙不吸饱人血是不会松口的。我们刚到队时没地方住，只好住在牛栏隔壁，那里四壁是半高的土墙，墙上粘着的牛屎仍赫然在目；地面是长年渗透牛屎牛尿的*坭地。我们在地上铺了一层稻草，再铺上发下来的草蓆就算是“床”了。天气好时尘土飞扬，天阴下雨时，雨水夹着牛屎牛尿渗过土墙，渗进“床”下，臭气冲天，“床”下的稻草滋生了大量臭虫，直咬得人满身红肿。日常的劳作已累得要命，更要命的是，农民们半夜来牛栏接牛尿，他们把粪桶或杓子放在牛屁股后面，有节奏地重复着“尿”、“尿”、“尿”的叫声，催牛屙尿。十六头牛，就有十六种喊声。那牛也怪，你越是心急牠就越是不拉尿，每晚都要折腾一两个小时，叫人无法入睡。最好笑的是同组一知青，初来时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叫“尿”声，还以为是儿时母亲叫他起床撒尿，结果把尿都拉到裤裆里，第二天洗了半天被子和裤子。
刚下乡时，县安置办还给每个知青每月30斤米和6块钱的补助，勉强还可糊口，半年后，补助取消了，我们知青就和农民一样，靠工分过日子。那时工分也不值钱，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满打满算才值两毛钱。我下乡的第二年发生灾情，粮食减产甚至失收，半年才分到80市斤稻谷，碾成米才50多斤。天！这可是我半年即多天的口粮啊！日子怎么过啊！饿得实在顶不住时，就请假，几十公里往家里跑。家里也难，父母大哥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绝无多余，三哥、我、小妹和大嫂四个知青回来都是吃家里的，家里也顶不住。我后来写了一首打油诗，里面有这么几句：
只缘再教育，投笔赴农经，
荷锄伴孤月，倚犂见残星。
薯芋长裹腹，薄粥半透明。
一年忙到晚，难闻肉味腥。
日日劳作苦，夜夜暗吞声。
……
虽然文笔不是太流利，但的确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
村里的农民有一句土话，叫做“一条草一点雾水”。意思即是象草一样贱也有生命，也要活下去。当时生存的环境是恶劣的，但我决不屈服于环境，要在逆境中生活下去。
随着知青政策的落实，上面给我们拨了建房的木材、款项，生产队帮我们制作好了造房的坭砖，只等盖好瓦，我们就能有一间土屋，搬离牛栏了。但是，瓦片必须到离队约30公里的广西边镇去买，并且要自己拉回来。为了这批瓦片，我和同组的知青梁世强差点连命也搭上了。事情是这样的：队里组织了四辆双轮大板车共八个人去广西买瓦，途经石板公社时，我发现有一个斜坡可以放“风流车”。所谓放“风流车”，就是在遇到下坡路时，将后面的车把手压住前面的车厢，几台车叠在一起，前面的一辆由人操纵方向，顺坡滑行如下，可加快行进速度（我曾经跟大哥拉过大板车，看过他们放“风流车”）。于是我自告奋勇把方向，其余七人全部上车，顺着斜坡飞快地滑下去。初时坡度并不大，车上的人有说有笑，“坐火车啰！坐火车啰！”过了一个弯道后，前面是连续的弯路，而且坡势越来越陡，车速在惯性的作用下越来越快，我心里暗叫不妙，紧张地把住车把，睁大着被风沙刮得流泪的眼睛一看，左前方是壁立的陡坡，右方是近百米深的悬崖，如果我把不稳方向就有可能直冲悬崖，那将会是车毁人亡。说时迟那时快，我用尽最后一把力气，把车头对着陡坡冲去……。后来我听说，车后面的人被惯性抛出十多米，重重地砸在公路上，我同组的梁世强被甩到悬崖边，幸得被一棵老松树拦住才救了他一命；而我，则被当作车头的前车死死地压在公路边的水沟里，已然昏死过去（幸亏当地前一晚下了一场大雨，水沟里沉积了厚厚的淤泥）。惊*未定的众人爬起来到处找不着我，急得四处大喊，后来抬起水沟里的车时，才发现我深陷在淤泥中，赶紧把我“挖”了出来。那天瓦没拉到，却拉回了两台烂车和九死一生的几个伤员。我由于处于昏迷状态，怎么回到村里，怎么换衣服等等，我全无知觉。几天后才知道，大队赤脚医生来看过，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去医院留医又没钱。幸得懂点山草药的二爹上山采药给我服用治伤，同组的知青兄弟无微不至的照顾，一个星期后，我才可以下床，但至今每逢天阴下雨，我的左胸仍会隐隐作痛。
也许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知青点的土屋终于建好了，加上连续两年队里的收成还可以，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菜地，还养了鸡鴨家禽，再后来还养了两头猪。收工后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煮饭、打柴、挑水、种自留地。说起种自留地，由于我们知青不懂农活，全然不理会哪些菜是否适应当地的土壤气候，所以自留地的菜总是长不大，加上我们还隔三岔五的回城，自留地的草长得比菜还好，吃菜成了一大难题。当地的农民对我们知青还算好，经常给我们送点酸菜腌菜什么的，偶尔会在菜上洒几滴香油，还教会了我们干基本农活。从下乡的第二年起，我们长了身体、长了力气，什么农活都会干了，甚至有些活比农民干得还好，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
我们大队有十多个知青，分成好几个知青点，由于下乡前都是邻居或者同学，彼此很熟悉，加上知青的生活实在无聊，所以下乡后经常串门，我大队就是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知青聚会总要想法搞点吃的喝的，哪个知青点养的鸡鸭最多就去那里，而那里的鸡鸭肯定要遭殃。这班饿*一到，就象“*子进村”，见鸡就捉，见鸭就杀，绝不手软，到谁那里都一样，谁也没什么意见。那年农闲时节，十多个男女知青又来我处相聚，百无聊赖之际，绰号“土匪头”的林运祥出门撒尿，一眼看见了我猪圈里养着的两头小猪，顿时象饿狼看见了羊羔一样，双眼放出绿光。他看着我一脸坏笑，说“今晚的宵夜有了。”我马上意识到我那两条小猪入了他的贼眼，还来不及赶到猪圈，他已招呼了几个人把一头小猪捉到手。要说这傢伙真是一把弄食的高手，他一边安排人上山斩木烧炭、砍竹做烤猪架子，一边将小猪放血、褪毛、开膛、去内脏，前后仅一个半钟，一个香喷喷的小烤猪就摆上了桌面。众人一拥而上，手撕口咬，不到十分钟就干掉了这头近二十斤的小猪。见大家意犹未尽，我说干脆连另一头也“米西米西”算了，众人一阵欢呼，七手八脚又重演了一回……。那晚，大家吃饱喝足，肚满肠肥，疯癫到半夜才横七竖八睡了一地。那时肚里的油水不多，一下子塞进了满肚半生不熟的烤肉，加上睡觉时感了点风寒，结果人人都拉肚子，十多个人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跑厕所，个个头耷耷眼湿湿，极象当年进村扫荡中了埋伏打了败仗的日本*子。
说来也怪，*土地的谷米就是养人。几年下来，尽管是稀粥番薯，我也长得牛高马大，浑身象有用不完的力气，多斤的担子挑起来走十多里路都不在话下。所以我喜欢干包工的活，可以挣多点工分，如果是集体开工，我至多只能记个8分工，谁叫我是知青！我很不服气，总想找个机会显露下自己。一天傍晚，社员们习惯性的吃完饭聚到打谷场上闲聊，我一看机会来了，指着打谷场上的石碾子向队长叫板，看谁能把这个石碾子举起来。队长看了看这个多斤重的石碾，不敢吭声。旁边几个青年社员不服气，说“比就比，难道怕你不成？”他们一个二个走上前，憋得脸红耳赤也举不起来，号称为全队大力士的三哥，也只能把石碾抱起到半腰。轮到我出场了，我收了收皮带，塌腰收腹，扎好马步，大喝一声“起！”一下子把石碾举过了头顶，全场一片喝彩。我正洋洋得意，准备高举石碾绕场一圈，没想到那旧皮带不争气，节骨眼上竟然“啪”的一声断了，眼看着裤子就要掉下来，我连忙把石碾往下一扔，双手紧紧揪住了裤子，也许这动作太过滑稽，全场哄笑起来。石碾把三合土筑成的打谷场砸了一个大坑，为了这，我挨了队长一顿臭骂。但从此以后，队里再也不敢尅扣我的工分了。
下乡插队的第二年，那时候学毛著的热潮正在全国蓬勃开展，背《语录》、做好事成为全民的行动，我们知青也不例外，有两个小插曲我至今难忘，甚至想起来还有些后怕。一件是“义务守谷”。秋收时节，生产队割下的谷子堆在打谷场上翻晒，未够干的会留在谷场过夜，义务守谷就成了人们争着做的好事。那晚好不容易轮到了我，我在谷场边队屋的檐下铺了一层厚厚的稻草，睡在上面胡思乱想，矇眬中，看到一个黑影正蹲在谷堆旁，旁边还放着一担竹箩。“有人偷谷？”我又紧张又兴奋，悄悄地爬起来，顺手操起一根木棍，轻手轻脚的摸到“贼人”的背后，当头就是一棍，只听“卟”的一声，那“贼子”迎棍便倒，我箭步上前，一把揪住“贼子”衣领，手心却一阵剌痛，定睛看时，被我打翻的不是贼子，却是一个装谷的谷畚，傍晚收工时有社员顺手把它插在谷堆上，月色迷蒙下活象个人蹲在那儿……，闻讯赶来的老队长见状，又好气又好笑，一边批评我做事莽撞，“假如真是人，你这一棍不把他打死？就算是偷点谷也不至于死罪啊。”一边却又当众表扬我尽职尽责，弄得我好不尴尬。
第二件是“抬死尸”。一天傍晚，听说邻村有个老头死了，大队团支书通知我们一起去做好事。我们几个知青赶到邻村时，那老头还未咽气，被其家人抬出了屋厅，正在翻白眼。未死的人是不能入殓的，我们只好在屋外等候。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我心里直嘀咕，“这老头怎么还不死？我饭未煮鸡未喂，要等到什么时候？”好不容易屋里传出话来，老头去世了，我们几个赶紧进屋，只见一灯如豆，发着微弱的亮光，死者呲牙裂嘴，状极碜人。我平生第一次见死人，心惊胆战的，正硬着头皮拿起草纸垫手，准备去抬死者时，不知是老鼠还是猫撞翻了煤油灯，“呯”的一声无异于一声炸雷，屋里顿时一片漆黑，吓得我们几个跳了起来，转身就逃出屋外……，直等屋里重新点起了灯，我们才战战兢兢地回来。事已至此，我心一横，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死者塞进了棺材。也许是心有余悸，直到回家的路上，我还感到死者的脚竟是冰一样的冷。
我插队的小村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经济单一，我们知青虽然已是壮劳力，但一年到头也领不到多少工分钱，平时的生活杂用，就得靠自己想办法。我从小耳濡目染跟父亲学了点绘画知识，这时派上了用场。我拿着父亲给我的画笔，工余时间给人画像炭相，三五元不限，赚点理发钱。有一次，我给邻村一个农民画了一幅像，但他很长时间都不来取，我还等着钱去理发呢。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他来了，带来大约十来顶草帽，嗫嚅地说“实在拿不出钱，这堆草帽就算抵帐吧。”原来他是个编草帽的。我说，你编的草帽满好的，怎么不拿到圩市上卖？他说：“你懂的，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我编草帽去卖，大队干部会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挨批斗的”。当时的社会形势也确实是这样，我看他不像说谎，也就算了，十多顶草帽全大队的知青每人分了一顶。难为的是我的头发，两个月无钱理，长得象个贼似的。
我们知青小组又养了一头猪，终于可以出栏了。杀猪当日，我们饱餐了一顿猪下水，其余的猪肉拉到圩上卖掉，用卖肉的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每逢趁圩或探家，几个人轮着骑，方便不少。但这旧车除了铃铛不响外，处处都响，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很烦人。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将它当作宝贝。一些不会骑车的知青常来借去学。有一次，对面村的知青梁金华也来学车，他是个非常老实勤恳的人，按我们的说法是“担屎都不会偷食”，我们这班知青平时吃他养的鸡鸭的确不少。金华在队里是专职的驶牛佬，平时习惯性的用“驾、驾”声呼喝牛。这次他把车推到我队打谷场上去学，打谷场在一个小山坡上，四边都是斜坡，他骑车骑到场边，不会转弯，也忘了刹车，车子直往坡下冲去，情急之下竟连声呼喝“驾、驾”，以为单车也像他驶的牛一样，一喝就会停下来。结果连人带车翻下了斜坡，摔了个脸青面肿，车也摔坏了，金华学车的事一时传为笑话。
知青的生活是贫苦寂寞的，其中也有不少笑料，几十年后知青聚会重提旧事，当事人还会当场原汁原味地表演一番。常常惹得哄堂大笑，但在当时，也就是苦恼人的笑了。
生活基本上安置了下来，我们小组如果象这样下去，泯泯然就是一个农民家庭了。但我们毕竟是城里来的知青，比起当地的农民多了一些文化和见识，也多了一些念想，安定下来后总想鼓捣些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电”。恰巧邻村来了个下放干部，戴副眼镜，50开外，平时肯来知青点谈天说地，与我们知青很谈得来。交往中我觉得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水电无不熟悉，就有意和他扯起“电”的话题，他也很爽快，说只要我们能说服村民，他可以无偿提供技术，帮我们建水轮泵站。于是，在我组知青的推动下，队长同意从当年冬种积攒下的钱中拿出一部分来建水轮泵，但条件是只准成功不许失败。我立下了“军令状”，发动知青全力参与，在队长的带动下，全队社员苦干加巧干，我们从十多里外的山里采石，按重量记工分，运石头回村边的小河砌筑水坝（当时我每担石头都挑两百多斤），那下放干部亲自带我们选坝址，砌坝基，用山里坚硬的楠木造水轮泵的水叶，到城里加工各种零部件……，经过一冬努力，终于在来年建成了水轮泵站，全村告别了煤油灯，用上了电灯，碾米照明方便多了。
紧接着，我想到的是“水”。前面说过，我们村边的小河又脏又多蚂蝗，很不卫生。我把打井的想法跟下放干部说了，他很支持，带着我在村周围看山势、找水源，选址打井。那位干部确有两手，他看过山势后指定了打井的位置，叮嘱我们一直往下挖。打井队由副队长带领我们三个知青和四个社员共8人组成，当打到约三米深时，下面全是石层，很难再打下去。副队长自作主张，要我们移过一个井位，避开石层往下打，直打到四米多时，遇上了流沙，井口越打越阔，简直成了一口小鱼塘，但就是不见水。那位下放干部过来见了，要我们重回旧址坚持打下去，说只要打穿了石层，就会见水了。我们换过打石的工具，照他说的继续打下去，结果打到七米深时，一股清泉喷涌而出。从此，我们村用上了干净甘甜的井水。那位下放干部的学识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可惜年代久远，忘了他的姓名地址，但我敢肯定，他是共产*的好干部。这种既有学识，又肯为人民服务的人，我将永远视之为楷模、为榜样。
再接着是修路。为了方便送公购粮、运化肥、农药，我们大队决定，把原有的一条仅能通行双轮车的泥路扩建成公路，于是以全大队知青为主力的筑路队成立了。我们用了几个冬闲时节，劈山岭、挖路基、搬石头、砍野树，以愚公移山精神，硬是从连绵起伏的丘陵乱石中劈出了一条十多公里的乡间公路。期间磨秃的锄头、挑断的扁担难以计数，肩膀和两手的老茧蜕了又长，长了又蜕，不知有几回。这条公路沟通了大队和公社、县城的联系，极大地方便了农药化肥的运入和山村农副产品的运出，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这也是我们南塘知青为山村留下的一座丰碑。
如果生活就这样延续下去，我或许会和我国八亿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子脸朝*土背朝天，辛勤地耕种生产队的几十亩田。年成好吃稠些，年成不好吃稀些，偶尔耍点小聪明鼓捣点什么的，捞点外快，生活至少不会比当地的农民差。但年的一件突发事件，破碎了我的知青梦，把我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事情的缘起是，我父亲被重新揪出来，每日无休无止地被游街批斗，“士可杀不可辱”，终于在年年中，他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万分无奈和对家人的无限眷恋，在一个深夜走到他从教二十多年的一中后侧的山上，在一棵松树上吊自尽了，一天后才被人发现。记不起是那个部门的通知，我们几个兄弟从乡下赶回，望着父亲那受尽屈辱磨难的痛苦脸庞，不肯瞑目的双眼和僵硬的身躯，我悲愤欲绝。啊！难道这就是养我爱我的父亲？这就是我二十年如一日竭精殚智教书育人的父亲？这就是我那与邻为睦、教书之余总喜欢给人写写字、炭炭相的慈善的父亲？最令我终生难忘的是那双不肯闭上、毫无光泽的眼睛和好像想对我们说点什么又无法吐出的万般无奈的痛苦表情。我万念俱灰，草草地收殓了父亲、安抚好母亲，带着无限悲愤的心情回到了乡村。
也就是从这天起，我开始了玩世不恭，先是学会了饮酒，且是狂饮，组里养的鸡、鸭、猪，捉来就杀，大碗酒大块肉，但愿长醉不愿醒；喝醉了就着两把破胡琴放声狂唱，唱累了随地倒头便睡。继而破罐子破摔，谁也不要来烦我，管你是什么工作组、干部，三句话不顺耳就老拳相向，谁也不侍候。我自认看破了一切，谁也不怕，烂命一条。几个臭味相投的知青一齐剃了光头，到处寻衅闹事，村民见到我们这伙“光头”知青，远远避之犹恐不及。公社知青办也头痛，每次知青开会，都被我们嬉笑怒骂，搞得一塌糊涂，连所谓“可以教育好子女”开会也不敢通知我参加。我们还成立了个“寡佬团”，自封了团长、政委、参谋长，相约不谈恋爱不结婚，虽然那都是玩笑话，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我们对前途的一片渺茫。什么“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统统都是废话！
应该说，“上山下乡”使我们城里来的知青在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方面得到很大的锤炼，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但强求一无所有的知青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那是太看重我们知青了。解放几十年来，*和政府不知制定了多少政策，采取了多少措施向农村倾斜，农村的落后面貌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善，难道就凭一群知青“上山下乡”能毕其功于一役？所谓扎根农村一辈子，最多也就是让知青被同化为平庸的劳动力，成为与贫下中农争工分、争口粮的“新农民”而已。
就这样，我的知青梦彻底破灭了。回想起来，我和一代知青们曾经经历和面对的，是人类本来就在逃避和并不愿面对的经历，而又不可避免地面对与经历的东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包括种种不公的待遇；我们只能默默地奉献，包括青春和所有。我破碎的知青梦，也仅仅是为知青一代青春岁月所塑造成的感叹号，一个惊世的感叹号勾勒出的一个轮廓。
（作者：张平原广东高州县南塘公社插队知青）
（摘自年第五期《黑土情》杂志）
编辑:树说爱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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